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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向印度学什么VS印度别学中国模式

万里如虎

万里如虎

2009.07.04 00:14 转贴发表在 猫眼看人

中国要向印度学什么?
原题:“象”的启示

2009-7-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日,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在出席国际金融会议(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简称IIF)2009年春季会员大会时表示,亚洲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宏观失衡现象十分严重。亚洲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找到新的增长模式。而印度是亚洲最有可能找到这种新增长模式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前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成立20周年院庆暨MIT—Lingnan合作10周年庆典上,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比较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印产生的不同冲击,认为印度在抗击金融危机的硬性条件上都不如中国,但是一些软性条件方面存在优势。

我们认为,印度跟中国的发展相反,印度微观的经济基础发展非常出色(2003年之后宏观经济也表现不错)。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宏观的持续发展是取决于微观经济基础。而两者之间是有时间差的。

印度发展速度比中国低,投资相当于中国的50%,增长相当于中国的80%,但印度再利用资金的效率方面要比中国的企业略好一些。所以,在对抗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印度的波动性比亚洲其他国家都低,其总失业只有几百万。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并没有让印度的企业减少,印度企业反而“拿走“了美国更多的外包业务。

简单地说,印度的增长主要是靠内需拉动,这也是中国需要借鉴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真的像罗奇说的那样,可以成为亚洲发展的未来“样板”。印度的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导致印度在基础建设上的进步非常缓慢,另外,印度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印度的农业——农业占印度GDP的比值比较大,而且印度气候条件对农业的影响比较恶劣,但跟它的体制没有关系。这也是印度多年来发展比较慢的原因,地理位置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印度的农村和民间金融改革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金融改革其实是农村的金融改革。目前农村金融的匮乏造成了农民工必须“外觅”而不是“本土创造就业”。金融业对民间不够开放,私营和民营企业拿不到资金和贷款,导致农村劳动力成本相对于资金的成本大大降低。于是,农村缺乏资本、同时农村劳动力相对资本“贬值”,从而自动形成了城市里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大量诞生,农村(劳动力源泉地)却没有大量劳力密集产业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城市劳力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多被国有企业和政府喜欢的企业所占据,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廉价的资金。

所以,中国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进行深入改革,才能根治中国过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问题。部分人因此担心企业不走劳动密集型模式后,农民工可能会遭遇就业问题。后者的关键仍然在于农村金融的发育与培养。当农村有了良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就会很好地促进农村乡镇企业(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发育,也就具备了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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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别学中国发展模式
原题:别消除这种差异

李约翰

游客总是说中国漂亮整洁有秩序,而印度则尘土飞扬又脏又乱。在2006年,印度总理辛格问道,孟买可以向上海学习什么。中印这两个巨人将傲视西方经济体的弊病,在2009年实现7%以上的增长率。但两者的比较应该就此打住。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表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总是问印度能否追随中国的足迹。但和流行的宣传相反的是,北京该向新德里学习了。

由于全球出口下降,北京正设法通过大举建设摆脱经济衰退,包括建设道路、港口和铁路等大工程。但印度的做法不同。印度人,包括那些穷人,都寻求通过消费推动增长。诚然,孟买对手袋、航空旅行和美食的需求已经崩溃,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指示器是穷人如何过日子。在脱贫方面,中国有好的开端。它在1978年开始自由市场改革,印度到九十年代初才踏上现在的旅程。但自世纪之交以来,印度快速改进,而中国却在变差。

中国和印度有一些共同点:半数中国人和三分之二印度人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分别在两国农村生活的大约七亿人多数是穷人。农村地区的进步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进步的强大指示器。而这就是中国和印度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八十年代城乡收入比率为1.8,九十年代中期为2.4,2001年为2.9,如今为3.5左右。八十年代是中国穷人的黄金时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主要发生在改革的头十年(1978-1988)。自此之后,尽管人均收入增长,但在过去十年,估计有四亿人发现自己的纯收入下降。尽管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令人惊叹,但绝对贫困和文盲数字自2000年以来翻一番。而在印度,这两个数字都减半。

印度尽管起点低,但情况不同。城乡收入差距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缓慢而稳定地缩小。在过去十年,印度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超过城市地区增长近40%,印度农村占全国GDP的比例从1982年的41%,1993年的46%,升至如今所占的半壁江山。印度农村的农业如今只占农村GDP的一半,而且这个比例在下降。

这意味着印度农村正发展一个平衡的经济体,制造业及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和中国已经非常拥挤的城市不同,印度的农村人不必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而搬到城市。

国内消费在经济中的角色也可能体现这两个发展中的巨人所走的道路的不同。在中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从八十年代的6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5%——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这个比例是最低的。中国的“经济奇迹”越来越依赖出口以及国家主导的固定投资。甚至北京也承认这是一种失衡的、不可持续的战略。

中国强调在城市地区进行国家主导的固定投资增长,这加剧了中国的不平等,而且十分有利于相对少数的、占据有利位置的人。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错过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

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并非处于竞争状态。尽管上海如今看上去很宏伟,但它闪亮的建筑建立在那些被迫存钱进国有银行的中国农民的背上。而印度则相反,尽管改革起步较中国晚十五年,但悄悄地逐步地建立自己的基础。如今总理辛格进入第二任期,他要好好拒绝中国办法的危险吸引力。(作者:John Lee;译者:驴家的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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